黄石抗菌素厂的知青，除了我们之外，大部分都是黄石七中的返城下乡知青。樊晓华便是黄石七中的。我和樊晓华、卢昌德曾住在一个单身寝室。樊和卢都爱好文学，跟他们在一起，我这个就知道学技术的，显得忒没文化。

卢昌德讲义气，为樊晓华的对象问题不遗余力。樊的对象小朱迫于母亲的压力，放弃了共同“长跑”多年的有些书呆子气的樊，嫁给了一个会来事的复员军人，后来却又过不下去，离了。卢极力为他们的破镜重圆做工作，最后取得成功。

卢昌德是后来进厂的，比我们小四、五岁，不是老三届的。不知找了一个什么理由（大概是“病留”），没有下乡插队，留在黄石。他连正式工都不是。一开始是打杂，后来凭着一点祖传的还是哪里学来的中医知识，居然进了厂医务室，穿起白大褂，比有文凭的正式医生还要受到领导和群众的信任。

卢酷爱中国古典文学，还写得一手好书法，主要是行草。

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，我们厂十多个人报名，卢也报名，结果招生办按规定以他没有下乡插队为由，拒绝了他的申请。

卢昌德立即决定下乡到大冶农村，并且更加苦读，还几乎是从“ABC”开始学起了英语。不出数月，他就给已经在武汉上学的我写英文信了。头封信写了“Peanut not good buy”，琢磨琢磨才明白是“花生不好买”。

一九七九年他如愿考上了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，说是做了姚雪垠的学生。为了这件事，我专门拜读了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，十五卷一尺多厚！此后，我们还经常在武昌三层楼的河运学校周会计家聚会。周会计也是从江苏来我们厂的，是“沙家浜”里和我们关系最好的。

卢昌德的果断、仗义、刻苦的精神给对留下深刻印象。我一直觉得他很懂得历史，特别是中国历史上那些政治斗争，很有些政治抱负的。没想到他毕业后就回到了老家黄石，进了黄石师范学院，潜心做起学问来。估计现在怎么也混个教授副教授之类的了。我这个从来就知道自己不会政治的，却莫名其妙地进了机关，当了干部，最后只混了个“正处级”，还可能被恶搞者归到“升处”（牲畜）或“处（畜）类”。